得失成败皆自取 浅析蒋介石的用人驭臣之术
核心提示：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武夫治国，离不开文臣辅佐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国，需要文人张胆。蒋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凭着枪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仅仅靠枪杆子巩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位的过程中，就极力网络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在提拔重用黄埔军校门生的同时，注意选用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治国的能力。
蒋介石重用的知识分子不少，若加以归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当然也包括出谋划策。在这一人群中，要数陈布雷、徐道邻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１８９０年生于一个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过获取功名的途径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资聪慧，熟读经书史籍，学习新学，乡试有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报业。
１９１１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居在《天铎报》。当时因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因展现出舞文弄墨的才华，所以被报社正式聘用为撰述记者。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多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相称。陈受命撰写社论，连日奋笔撰书，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张扬革命正气。“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学堂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因那时他面颊圆满，大家戏称他为“面包孩儿”，由英文的面包一词Ｂｒｅａｄ音译而成，而他的原名却日渐被人淡忘。他在报社奉职，曾向当时主掌《民立报》的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请教，自此两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铎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对陈布雷职业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２１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他却回答道：“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１９２６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１９２８年１月，蒋介石邀请陈布雷返回南京，并有意让陈出任总部秘书长，但被拒绝。后来，蒋介石提出让陈自己选择职务，陈对蒋说：“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此后，陈虽然还是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鉴于蒋介石苦苦要求，他还是被网罗到蒋介石的门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长，１９３２年３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的幕僚，这一行当一起干到他离开人间。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是我的”。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场说：“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５００元，而这房子至少要５万大洋。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务后，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２０００万元被他卷走。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举贤圈外人，圈内平衡难
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１８８５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１２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１９１７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但由于他在所谓议会政治活动期间，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无巧不成书，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罗种类人才。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
一段时间，虽然杨永泰淡出政坛，由于他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尽管杨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但他的名声蒋介石耳有所闻。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是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ＣＣ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ＣＣ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外国人对蒋介石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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