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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广西剿匪被手下杀了亲兄只能怀恨在心
2011年05月16日 08:5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继树
核心提示:白崇禧听了,一声不吭,他虽恨陈恩元杀兄之仇,但又不能处置陈恩元,因为这一切命令皆是他亲自下达的。他处置陈恩元,便是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除了暗暗为其兄哀悼之外,便只能对陈恩元怀恨在心。
本文摘自《败兵成匪》 作者:黄继树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在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以3000人马起家,消灭了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的五六万人马,又击败了滇军唐继尧的十万大军,统一了广西。
李、黄、白面对的是一个被三年战乱和匪患蹂躏得千疮百孔、残破不堪的广西,要稳定政局,必须首先剿灭股匪,平定匪患。而且李宗仁起家于玉林五属,横跨玉林、北流、容县、桂平的大容山匪巢,自然是首先要扫荡的目标。
“杀鼠猫”大容山荡匪
玉林一带,匪势猖狂,六万大山、大容山股匪四出劫掠,如入无人之境。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大容山匪首梁川(匪名“烂豆豉”)竟往六万大山匪巢与匪倡议联合行动,围攻玉林,同年八月,“烂豆豉”闻知玉林罗冲村民众拒绝拜会进帮,即率匪众攻入该村,除洗劫一切财物外,并将全村老幼100余人杀尽,抛尸村边池塘,塘水尽赤。
福绵村士绅唐某,蓄有一美婢,甚是宠爱。大容山匪首“石头螺”闻知,派人下山向唐某索要该美婢为压寨夫人,遭唐某拒绝。“石头螺”大怒,即率匪徒强攻入村,拉去唐某的美婢和唐的两名儿子入山。唐某只得将毫银12担送入匪巢赎回两个儿子,美婢则被“石头螺”强占为压寨夫人。
罗冲村、福绵村被洗劫后,附近士绅被迫通匪济匪,一时间绅匪不分,匪势更为猖獗。玉林五属一带,交通断阻,商旅不行,百业凋零。无论通衢大道还是偏僻乡村,每日上午十一时以前及下午四时以后,远路行人绝迹,中午必须有团丁护送才敢出行。玉林城入黑时东南北三城门紧闭,西门半掩仅允一人通过。远近乡村则天未黑即关闸闭门,家家户户,无论贫富皆提心吊胆,夫妻相望,母子相抱,连大气也不敢出,人人静候大祸降临……捱到天明,乡村城镇中便盛传昨夜哪村哪家被抢,哪户哪人被“拉参”,恐怖气氛弥漫城乡四野……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宗仁派团长刘志忠率一团人马驻扎玉林剿匪。
刘团长初来,不知土匪之狡诈,出兵进剿,连连扑空。某日,众士绅在城内府园集会,请刘团长演讲剿匪之办法,刘团长急得连说:“冇办法!冇办法!”众士绅无不沮丧。“刘志忠演说——冇办法!”因此成为玉林一带的口头禅,广在民间流传,致使匪氛更涨,匪焰更炽。
李宗仁得知刘志忠剿匪“冇办法”,便加派参谋长黄旭初率林畅茂团坐镇玉林,指挥刘志忠、林畅茂两团进剿土匪。
黄旭初抵达玉林后,在刘氏家祠设立剿匪保安司令部,分别征求士绅富商及当地官员对剿匪的意见。他认为绅匪不分,是玉林五属匪患的特点,要剿灭土匪,首先必须坚决打击为匪作伥的劣绅才能使绅匪分家。黄旭初派出密探,侦知北流新圩四里局局董梁占元、高山允晓丹、霞山黎有柏及陆川山村温聘三、温珍祥等一批劣绅通匪济匪与匪分肥。民国十四年春节凌晨,黄旭初突然派兵包围上述劣绅之家,将众劣绅一律枪决。黄旭初此举,杀鸡儆猴,使地方士绅不敢再通匪济匪,逐步澄清了绅匪不分的局面,同时也打掉了贼匪的据点耳目。
黄旭初绥靖地方后,即部署进剿大容山和六万大山匪巢。鉴于大容山、六万大山地形复杂,匪贼散居,分兵进剿,难收实效。黄旭初决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他大张声势,扬言要首先进剿六万大山,派兵在该山四周设点囤粮,调查入山途径,迷惑六万大山匪贼。六万大山贼匪闻讯后,不知是计,乃纷纷向大容山转移躲避,以图逃脱打击。黄旭初得知两山匪贼齐集一山,即分兵三路,秘密向大容山进剿。一路由容县、北流交界的天平岭进入大容山区,经金鸡、交子、木横城等地越过六连冲直捣匪巢,这是佯攻路线;一路由北流新圩进入大容山区,经三塘、高垌进攻匪巢,这是主攻路线。
这一路,由于事先捕杀了通匪劣绅梁占元,无人给匪通风报讯,因此进军十分顺利。第三则由玉林的大塘进入大容山区,直扑匪巢。三路大军,分进合击,抵达匪巢时,匪帮们尚在梦中。剿匪大军以山炮猛轰匪巢,将其摧毁,匪徒们闻声惊惶四窜,部队一路追剿,荡平巢穴,擒杀匪首“烂豆豉”、“石头螺”等,一夜之间,为患多年的大容山、六万大山的股匪剿灭尽除。
黄旭初荡平大容山、六万大山的匪巢后,将投降的匪首90余人全部枪毙于玉林八角楼外。不久又将前来投降的木薯八、木薯十等股匪30余人全部用火烧死于吴家一空屋内。
针对逃匿的散匪,黄旭初四处布告缉拿,最高的赏格白银500元,最少的悬赏20元,被悬赏通缉的贼匪达2000余名。布告对贼匪指明出路,如愿改过自新,归家务农者,可由士绅二人担保,或报案缉拿其他匪贼者,一律免罪。又布告今后凡有通窝济庇者,与匪同罪,一律枪决。于是地方正气伸张,匪患平息。
玉林绅商民众无不拍手称快,送黄旭初一个不雅的雅号:“杀鼠猫”。
大做特做斩草除根
民国年间的岑溪县也是一个闻名的匪患之县。民国十三年(1924年),匪首黎二率匪徒抢新开、新塘、上林、河三等乡村,最后打入严容庄屋驻扎。黎二传令,凡被其占领的乡村,均受其统属,勒令民众一律向他缴谷或缴银,违抗者格杀勿论。
黎二攻入严容庄屋后,以一大屋为囤粮之所,贮藏各村送来“赎参”的粮谷700余担。他以庄屋作囚牢,将抢回之男女各“参”,一律用拉狗筒顶住喉头一一囚禁。男子被囚于楼上,女子被囚于楼下。楼上楼下,紧闭大门,各凿一墙洞,洞与被囚者各加缚一长索引出房外,匪手执索头,不时扯动,以察被囚者动静。
黎二分别在河三合水告示,招各村被捉者之家属限期持银来赎。被捉者之家属,思亲心切,见告示后,只得忍气吞声,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先来探望亲人。当家属来至楼墙下时,只能从一个个狗洞中看见亲人,莫不心如刀绞,失声痛哭。黎二洋洋得意地喝令匪徒,从楼里拖出一男囚示众。男囚被长索紧捆,拉狗筒紧顶喉头,上身赤条条,伤痕累累,一块烂蚊帐布遮着下阴,惨不忍睹,前来探亲的,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黎二对探视者恶狠狠地宣告:“人都还活着,你们看见了吧,两日之内不赎,就等着收尸了!”
这是黎二给探视者的“见面礼”。送过了“见面礼”之后,黎二还“设宴”款待前来的探视者。
黎二的“宴”不同于其他任何宴席。他把探视者“请”于屋内坐下后,喝令匪徒在每一位探视者的面前送上一大碗生姜,强令探视者吃下。探视者被迫吃下一大碗生姜,直辣得钻心。这便是黎二发明的“宴”——见也辣,吃也辣,以此向人炫耀其手段之毒辣凶狠。
探视者“赴宴”之后,匪又令其“观宴”。匪徒从囚笼中拖出一“参”,宣布此“参”家人不按时来赎,现将其心肝做下酒之菜,说罢将“参”放翻于地,在胸中凹处左右各划一刀,再用力踏上一脚,心肝“嘭”地迸出,那血淋淋的心脏仍在怦怦直跳。匪徒一刀割下,丢入烧热之锅中,煮熟,饮酒食之,猜拳喊码,毫无顾忌之色。
民国十四年(1925年)李宗仁派韦云淞为剿匪司令,率所部1000余人和驻藤县的余志云团一部,进驻岑溪剿匪,司令部设在岑溪中学礼堂。
韦云淞奉令后,在梧州召开近200人的岑溪留梧同乡恳谈会,韦云淞在会上征求岑溪人士的意见:“现在岑溪土匪猖獗,匪乱危害极深,总司令命我率部入岑剿匪,为荡平匪患,我准备大做特做,诸位有何高见,敬请赐教。”
岑溪人士对匪患深恶痛绝,大家一致表示:“韦司令,只要你做得正确,不管怎样做,我们都全力支持。无论是谁,哪怕是我们的亲戚好友,如查明确实是窝通济匪的,应办则办,该杀则杀,绝不要宽恕。”
韦云淞在岑溪人士的支持下,走马上任,即出安民告示:“本司令奉命入岑剿匪,布告乡绅士民,凡窝通济匪者,不管是豪绅贵族士庶贫民,一经查明真赃实据,杀无赦;凡缴械投诚,立功赎罪者,则一概宽大,许以自新……”韦云淞布告一出,即派人四出密察,侦知岑溪最大的窝通济匪者为劣绅李拔三,即下令将其逮捕,并查封窝通济匪的据点樟木圩仁和隆铺,逮捕老板李萼廷。逮捕李拔三、李萼廷的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李拔三被捕后,其家属除托四面八方的上层人物向韦云淞说情外,又挑了3000块银元向韦云淞行贿。韦云淞连人情带贿礼一并严厉顶回,于次日下令将李拔三绑赴刑场枪决。第二天也将仁和隆铺老板李萼廷枪决。
韦云淞捕杀李拔三、李萼廷后,与匪有瓜葛的地主豪绅吓得远逃他乡,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气焰,挖掉了土匪的耳目神经。县内有一士绅,北京大学毕业,人呼“工科举人”,曾任县长。一次土匪抢劫罗顶村被民团击退,民团追匪时捉回一女子,“工科举人”擅自主张,将该女出标,标给另一男子为妻。韦云淞查知此事,命人将“工科举人”传至司令部。
韦云淞指责“工科举人”:“你身为读书人,又当过县长,竟如此胡作非为,现值剿匪时期,此种行为,自是瓜田李下,实属匪类行径,罚坐牢20天!”韦云淞命其将所标卖女子所得的几百元白银和任县长时捞得的2000元白银作罚款,全部批给岑溪中学建一图书楼,该楼于匪患平息后建成。
韦云淞剿匪大做特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将匪首李茂之、孔善甫、李风光捕杀。将窝匪者曾子寅及其为匪的儿子曾铁红一同枪决。一时间岑溪境内正气大张,邪风大灭,民众纷纷检举揭发匪贼,报告匪情,韦云淞因此对土匪之行踪了如指掌。
军队四出剿匪,每日均押解大批土匪回城,军法处日夜审讯,凡证据确凿者,即格杀勿论。刑场上每日杀人的号声不绝于耳。土匪受到孤立,匪徒们为了苟全性命,一时间互相残杀,用猪笼或畚箕挑着自己同类的首级到剿匪司令部邀功抵罪。由于切断了地方劣绅的通、窝、济,匪徒们弹尽粮绝,藏入深山者均饿毙。
有些狡猾的匪徒,企图蒙混过关,自己绑上自己到剿匪司令部,谎称是被土匪拉的“参”,是从匪巢逃出来的。韦云淞请当地民众辨认,查出是匪,即令枪决。3个月之后,便荡平了为害多年的岑溪匪患,使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下来。
枪杀赵老大
新桂系上台,严厉清剿土匪,经过一年多的剿抚,广西匪患基本平息,再无大股土匪危害,政权稳定,人民得享一时之粗安。可是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相继爆发,新桂系战败,李、黄、白下野逃往海外,广西于是又发生了民国史上的第二次大匪乱。
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韦云淞剿匪中漏网的岑溪大匪首黎日荣,趁广西政局动荡,县政松弛之机,带领残匪从境外潜回岑溪。同年10月8日,黎日荣率匪徒数十人,抢劫永业区立大新小学。校长陈香菊在危急之中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手持铜锣爬上学校房顶,鸣锣呼救,被匪徒击中身亡。黎匪劫走大新小学学生20余人。当地民众闻讯赶来营救,被匪射死数人。县翰林陈竹铭悲痛不已,书一挽联痛悼陈校长,上联为:
“国贼未除,民贼又起,读书与耕稼俱难,四十年设帐大新,竟至以身殉学。”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历9月22日夜,曾在昭平县抚河上打劫外国女传教士的匪首黄老鸡,勾结藤县匪首金刚砂、刘勾鼻聚匪众数百,攻掠古龙村,烧死民众59人。土匪盘踞古龙村半个多月,奸淫妇女,阉割男子生殖器,割人耳鼻,手段极为残忍,令人发指,受害民众100余人。黄老鸡匪众撤离时,放火焚烧民房百余间,抢劫肉猪耕牛500余头,被匪抢去的其他财物无法统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历11月,匪首钟八率匪徒百余人攻入宁明县那堪乡那驮村,抓了10名青年妇女,令其脱光衣裤,分别蹲在10张独凳上,让匪徒一一观看。钟匪又抓来10多个男性公民,用铁丝穿透鼻子,系上一条草绳,让匪徒们拉着游玩。同年农历11月14日,钟八股匪攻陷思乐县城,杀害县长邬士华,思乐一县尽为钟八控制。
民国二十年(1931年),新桂系重新上台,李宗仁、白崇禧严令各地清乡剿匪,务将匪患平息。此时新桂系第二号人物黄绍竑脱离了广西,到南京投奔蒋介石去了。白崇禧取代黄绍竑,任桂系军队副总司令,主管全省清乡剿匪军事。白崇禧是个铁腕人物,对土匪更是深恶痛绝,亲自下令各地清乡司令,对匪首及首恶分子,一经捕获,不论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靠山,皆杀无赦。他亲自带领部队,进入上思县平福圩,指挥剿灭十万大山股匪。
白崇禧任命师长陈恩元为桂北清乡司令,督剿桂北几县股匪。这个职务,原来任命的是周祖晃。周祖晃当时年过四旬膝下无子,其母闻知周要出任清乡司令,这是个杀人的差事,恐怕其子杀人过多,有损阴德,担心香火断绝,便阻止周祖晃出任此职,周遂向白崇禧请求他调。白崇禧也颇知人善任,论杀人的手腕,周祖晃远不及陈恩元,便改调师长陈恩元出任桂北清乡司令。
陈恩元其人不但枪法极准,且武功极隹,他在腿上绑数十斤铁砂,居然还可以追上飞驰的汽车,且胆量过人,杀人不眨眼。他出任桂北清乡司令后,骑一匹高大的黑马,带随从数十,出入桂北各县,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土匪劣绅,但闻陈恩元到,莫不胆战心惊。陈恩元杀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便是讲“民主”。每逢各地抓获匪徒,他一到场,便集合当地民众,由民众投票,凡得票超过半数者,即杀无赦。
这天,有人向他报告:赵老大还在抢劫,以自己家的房屋当库房,将抢劫得来的贵重财物全部收藏在家中。陈恩元听了把桌子一拍:“杀!”报告情况的人忙提醒陈恩元:“这赵老大可是白副总司令的胞兄啊……”陈恩元又把桌子狠狠地一拍:“清乡令已下了半个月,他还敢抢,管他是谁的胞兄,是天王老子也要杀!”
陈恩元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只带一支德造驳壳枪,下乡查处赵老大去了。
白崇禧姓白,为何他的胞兄又姓赵呢?原来白家早年家道贫寒,白父将其长子过继给赵家为嗣,因此白老大便成了赵家的赵老大了。这赵老大并不安分,又恃乃弟发迹显贵,手握兵权,便在乡里胡作非为,民众敢怒不敢言。他乘社会动乱,贼匪横行之机,也想捞上一把,反正有其弟做靠山,谁也不敢拿他怎样。没料到清乡司令陈恩元到家造访,既不骑他平日常骑的那匹令人生畏的高大黑马,也不带杀气腾腾的卫队,一身唐装打扮,敞开的对襟衣衫,露出插在腰上的一把快慢机驳壳。赵老大心里好生纳闷,忙上前迎接,笑着问:“陈司令,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他也不待陈恩元回答,便命老婆:“快去杀鸡杀鸭,我要陪陈司令喝两杯!”
陈恩元也不落座,只是拍了拍插在腰上的驳壳枪,冷冷地问:“赵老大,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的吗?”
赵老大见陈恩元面带杀气,心里不由地一愣,吞吞吐吐地说:“陈司令光临寒舍,必有赐教……”
陈恩元点了点头:“赵老大,我已查实你为匪罪行,证据确凿,今天我是专门来杀你的。你去告诉大嫂,让她给你做一顿好菜,你喝完三杯酒我就枪毙你!”
赵老大夫妇大惊失色,“扑通”一齐跪在陈恩元面前,乞求看在白崇禧兄弟的面上,免一死。陈恩元将驳壳枪放在桌上,挥了挥手,命赵老大老婆:“大嫂,快去做菜吧!”
赵老大老婆将酒菜端上桌,战战兢兢地给丈夫斟酒,赵老大喝过三杯之后,“砰”的一声枪响,陈恩元便将赵老大毙了。
陈恩元回到桂林,知道此事干系重大,立即打电报到南宁向桂系总参谋长叶琪报告,说桂林发生巨案,请叶总长即到桂林坐镇处理。
总参谋长叶琪外号“叶矮子”,为人精明强悍,现时已奉白崇禧之命主管全省剿匪工作,他接到陈恩元这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电报,不知桂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巨案,因此不敢怠慢,星夜驰赴桂林。叶琪到了桂林,陈恩元即向他报告枪决赵老大之经过,并出示赵老大抢劫的罪证,听从叶琪处理。叶琪知陈恩元捅了马蜂窝,他如何敢擅自处理此事,便又即回南宁,向副总司令白崇禧报告。白崇禧听了,一声不吭,他虽恨陈恩元杀兄之仇,但又不能处置陈恩元,因为这一切命令皆是他亲自下达的。他处置陈恩元,便是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今后军令政令如何贯彻执行?白崇禧除了暗暗为其兄哀悼之外,便只能对陈恩元怀恨在心。
转眼间抗战军兴,桂系势力进入安徽。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驻军安徽,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军政事务繁忙,他很希望广西方面能派一得力之人出任安徽民政厅长,分管政务。论资历能力,陈恩元是首选之才。白崇禧权衡半天,觉得抗战爆发,连蒋介石都不记前嫌,请他出任副参谋总长,对陈恩元的杀兄之仇,也就宽恕了,他提升陈恩元出任安徽省民政厅长,协助廖磊工作。没想到陈恩元正准备赴任时,却突然患病吐血不止,不能赴任。白崇禧闻知不禁拍手称快:“天有眼!天有眼!你陈恩元到底遭报应了!”
陈恩元既不能赴任,白崇禧便命陈良佐去安徽当了民政厅长。
陈恩元在桂北清乡剿匪,除杀了一大批该杀的土匪劣绅外,当然也还杀了不少被他污蔑为“匪”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后,陈恩元在香港隐居,与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为邻,陈、许两人双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据说后来中共统战部门给陈、许两人写信,希望他们回来。他们当然是不敢轻易回来的。后来,陈恩元由香港移居台北,在大陆曾经显赫一时的白崇禧此时已失去行动自由,陈恩元在茶余饭后,便毫无顾忌地向广西同乡子弟讲述了上面这个任何文献都没记载过的故事。笔者照实录之,以备查考佐证。
县长招安李妹妹
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剧变,是产生匪类的温床。从日寇侵桂到投降的一段时间里,广西股匪又乘机活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日,年仅三十出头的韦瑞霖奉省主席黄旭初之命,出任平乐县长。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桂东北一带发生粮荒,社会秩序混乱,土匪横行,抢案迭生,平乐县问题也十分严重。当时盘踞该县大同乡山区的匪首李妹妹,常率匪徒行劫。从平乐二塘到恭城莲花圩一带,道路曲折,山势险峻,中间周塘、三圳口、和风洞、油界、石墙坳等地段,经常受李妹妹股匪拦路骚扰抢劫,搞得人心惶惶,社会极不安宁。
对于匪首李妹妹其人,民间有各种传闻,有说她本是一位良家女子,长得十分标致,有几分像《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因被强人掳入匪巢受侮,沦落为匪,后学得一手好枪法,且才干出众,遂被匪徒拥立为首领;有的则说,李妹妹本是一彪形大汉男匪首,杀人不眨眼,为了迷惑官府悬赏追杀,故改一女性名字……韦县长当然没见过这个到底是男还是女的匪首,但身为一县之长,不除匪患何言政绩?他准备调集民团警兵围剿李妹妹,不管匪首是男是女,剿灭了再说。但韦县长听说,前几任县长,一到任也是调兵遣将,不但没抓到李妹妹,反而损兵折将,李妹妹股匪竟越闹越厉害,弄得整个平乐县不得安宁。韦县长权衡再三,决定将围剿改为招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9月初,韦县长亲率警兵20名,由县城步行到大同乡,寻找李妹妹。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李妹妹的踪迹,只是听说10天前李妹妹股匪窜到湖南江华一带行劫去了。找不到李妹妹,韦县长只得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留在大同山乡,嘱托当地山民设法将信转交李妹妹。韦县长在信中劝李妹妹改弦更张,接受县府招安,招安后,韦县长保证其生命安全,如愿意,可留在县长身边工作,并希望与李妹妹见面长谈云云……
大约半个月后,大同乡乡长打电话到县府向韦县长报告,说昨晚在乡公所大门上插着一封信,今早开大门才发现,原来此信是李妹妹写给韦县长的,已派专人将信转交县府。韦县长接到李妹妹的复信,见字迹灵秀,信的内容大意是:钧函拜悉,顿开茅塞,妹妹愿听县长良言,改恶从善,盼晤面赐教,若县长大人有此胆量,可速来大同山区一晤……
李妹妹给韦县长回信的消息,顿时在县政府内传开了,有的说,这回李妹妹给县长下战书了;有的说,这是李妹妹的诡计,欲诱捕县长,进行巨额勒赎,县长绝不可去,以免中贼奸计。县参议会的议长、县党部、县商会会长、书记长等平乐县的头面人物,均纷纷前来劝阻,要韦县长切不可去。此时住在平乐榕津的前广西省长张一气则专门乘班车到县城,劝韦县长断不可去,张说:“土匪是不讲信用的,一旦县长出事,我们全县都有责任呀!”
韦县长说:“若我不去,则是我失信,我不亲自去劝说,李妹妹是不接受招安的。武力进剿又非上策,如此则二塘乡、大同乡一带民众,不能安居乐业,我身为县长便是失职。”
韦县长分析道:“估计李妹妹不会杀我,我的根据有三条:一是我在平乐县长任上年余,未贪污,未杀人;二是我没做亏心事;三是去年我争取到大批救济粮,救济了全县五万多人,没有这批救济粮,全县至少要饿死几千人。李妹妹若要杀我,我便要当面问他们,我犯什么罪,做过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要杀我,我相信李妹妹是不会随便杀我的。”
韦县长讲得有理,且又坚持要去大同乡山区与李妹妹会面,进行劝说招安,大家无法劝阻,只好怀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情,听候结果了。
大同乡油麻冲山区,由于股匪经常出没,令人恐惧的山道上,行人绝迹,野草没径,山林里除了几声鸟鸣,没有任何声响。山里寂静得使人背皮发麻。九月的山道上,骄阳如火。远处的山口,有几个人正朝山里走来。山腰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穿黑衣的人向进山的人瞭望,他数了数,进山的人共有7个。
这7人,便是韦县长和他的随从人员。
韦县长穿一件白竺布衬衫,头上戴顶宽边草帽,走在最前头,他身后是大同乡张乡长,再后便是5名腰上各插一把快慢机驳壳的保镖,其中4名是县府军事科张科长特地选派的枪法极准的射手,另一名是张乡长的贴身驳壳兵,枪法也很好。7人中,除韦县长一路谈笑风生外,其余6人都十分紧张,那5名保镖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只鸟从林中飞出,他们也要听上一阵动静。
走了约摸10里,来到一个险峻的弯道上,对面忽地闪出一个穿黑衣的人,5名保镖都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韦县长平和地问那人:“你是李妹妹吗?”那人哈哈一笑:“韦县长,你带五六名武装人员进山,是找不到李妹妹的。”韦县长又问:“我一个人去,能找到李妹妹吗?”那人看了看文质彬彬、说话随和的韦县长说:“你一个人去,一定可以见到李妹妹。”
韦县长毫不犹豫地回头对张乡长说:“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到天黑我不回来,你就回乡里去打电话报告县府,即派武装前来搜山。”
张乡长紧张地答了声“是!”眼巴巴地望着韦县长随那穿黑衣的人向深山走去。
韦县长跟着那人走了10多里,来到一片茅草地前,那人将手指放在嘴边“嘘——”地吹了一长声口哨,路边草丛里倏地跳出一人。韦县长看时,只见那人约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穿一身黑香云衫衣裤。头戴一顶白色通帽,剽悍中却又透着几分灵秀潇洒。那人脱下白通帽,向韦县长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自我介绍:“韦县长你好,我就是李妹妹。”
韦县长“啊”了一声,伸出手去与李妹妹握手,说:“请你的朋友们一起出来谈谈好吗?”李妹妹说了声:“好。”忙将手指放在嘴边,吹了一声长哨,草丛中跳出了7条腰插短枪的大汉,他们一一向韦县长自报姓名:“黄麻子、王蚂拐、李铁牛……”
韦县长也和他们一一握手,问自称黄麻子的大汉:“你脸上没有麻子,为何叫黄麻子?”
那大汉哈哈一笑:“报告县长,我的麻子长在屁股上!”
李妹妹呵斥黄麻子:“跟韦县长讲话要有礼貌!”
黄麻子打一个立正:“是。”
李妹妹指着前面一棵大树说:“太阳大,莫晒着县长,我们去树荫下谈。”
韦县长和李妹妹等9人坐在树荫下,开始交谈。韦县长问李妹妹:“你们一共有多少弟兄?”李妹妹说:“就我们9人。有时与恭城、富川、永明、江华那边的伙计合伙行劫时,有七八十条枪。”韦县长又问:“你们九位在平乐杀过人没有?”李妹妹说:“我们没有杀过人,只抢劫耕牛、财物,韦县长不信可以调查。”
韦县长说:“没有杀过人好办,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家要建设,人民求安宁,希望你们改邪归正,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要再干打家劫舍的绿林勾当。”
李妹妹说:“我们听韦县长的,愿在韦县长身边做工作。”
韦县长说:“你们愿在我身边工作我欢迎,不过县府编制有限,仅能安插两人。”
李妹妹和他的兄弟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李妹妹、黄麻子两人留在县长身边工作,其余7人回家种田种地。韦县长问他们,回家种田种地有什么困难要县府帮助可以提出来。他们说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不要县长操心。
谈话至此,韦县长站起来,说:“你们今天就跟我出山去吧!”
李妹妹想了想,说:“过几天我们再去吧。”
韦县长怕他们变卦:“为什么今天不去?”
李妹妹说:“前两天晚上,有一股恭城来的土匪,在大同乡抢走了两头水牛,我带弟兄们去夺回来交给原主,再到县城见县长!”韦县长见他们有立功要求,忙说:“好,我回县府等你们。”说罢和李妹妹等人一一握手道别。
两天后,李妹妹果然从土匪手里夺回了那两头水牛,送到大同乡公所交还原主后,和弟兄们一同到县府向韦县长报到。韦县长褒扬他们为平乐民众立了功,当即任命李妹妹、黄麻子二人为县府侦缉员,其余7人将武器缴给县府后回家种田种地去了。李妹妹、黄麻子当了侦缉员后工作十分卖力,又很有一套缉拿盗匪的办法,从此不但平乐匪患平息,连邻近县份的土匪也不敢轻易再到平乐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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