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历史·观念——岭南鬼门关称谓流变史的文化学解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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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鬼门关位于今北流市西，曾一度是通往钦州、合浦、海南、越南之干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段，至圭江登岸后，即经此关入南流江，再抵合浦出海。今日泛珠三角、泛北部湾经济圈和广西“沿海新一极”之发展格局，亦犹赖此关之周转输渡。
    但是，鬼门关之地名称谓，因古今命名者所资不同，立意有别，故屡有更变。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汉唐以降，它大体历经“桂门关”——“鬼门关”——“魁星关”——“天门关”等沿革。诸多称谓此消彼长，皆是不同社群之时代观念使然！汉人中原正统观、唐宋贬官文化、岭南科举及道教文化的此消彼长，即是古人命名关口的社会内因。其中，“鬼门关”之称，显属恶名，只是一个时段上的历史概念，非一以贯之。
    一、“桂门关”与中原南征后的“南蛮史”
    唐代以前，中国重心所在，皆望中原。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区域，历为征战予夺之地。中原王权更迭之际，江南以下，自成国度，仅仅只是北方政治集团演绎权力之余绪，无撼于江北大局。历代君王“振长策”，从容举目南邦，其意实在于赚取远绥夷人之美誉。受其影响，以中原为正统的文化观念潜滋劲长，“中华文明一源说”迎风而至。故此，在时人眼中，长江以南，皆在文明视域之外，与北方不可作同日而语。孟浩然（689~740）《送王昌龄之岭南》云：“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显是“汉人优等论”。
    岭南地接天涯水角，远在江南之南，与中原政权及其文化结构的隔膜性尤其浓重。一是遭逢时会，常常解脱羁縻，率意而动，屡曲王愿。西汉时期，赵侘先后自称“南越武王”、“南越武帝”，即是明例。一是守望乡土，执意兴教成俗，“敝帚自珍”，不为汉化。高适（701~765）《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诗曰：“彼邦本倔强，习俗多骄矜。翠羽干平法，黄金挠直绳。若将除害马，慎勿信苍蝇。魑魅宁无患，忠贞适有凭。”顽习不迁，尽现笔端。总之，此种隔膜性的格局之下，南北之系，既薄弱不堪，又牵强难固；南北殊梦，实属常例。双边少有谋面之缘，彼此多赖风谣相闻相讥，神怪不经之说，竞相煊染。而交通南北，多数乃不得已而为之者。
    就北人度关南下两粤言之，其一就是南征之举。兵戈最著者，先有秦皇大军平定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继之，西汉武帝又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征集“楼船十万人”，水陆并进，“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后见东汉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平息“二征之乱”。古征西瓯，必由合浦；趋交趾，亦必经“桂门关”。今查检史册记载，无一处有“鬼门关”之行文。其二就是商旅活动。晋代富商石崇（249~300）之商队，一度不绝于途。南来北往，取道“绿珠渡”，虽瘴疠相伴，染者尽斃；剧盗时起，死无定日，亦无一人言及“鬼门”之怪异。
    总之，唐代以前，岭南奇关，仅仅因其地势之险，关联军事、商贸，故常以单纯的地理概念进入北人视野。其中，“桂门关”——入桂地之关口门户——见诸时政册文居多；而南下文人，也还未曾以此关口寄兴缱思、抒怀托志。“鬼门关”之说，未所闻也！宋人阮阅《桂门关》诗云：“恶名辨正可无疑，已有金华学士题。寄语往来荆广客，鬼门关在郁林西。”可知，到了宋代，“桂门关”与后起的“鬼门关”，已发展成为学界公案。其中，婺州金华人王象之，在嘉定、绍定年间（1208~1234）修撰《舆地纪胜》，已力辟讹说，遵从古意，称其“本桂门关，讹称鬼门关”。但是，“鬼门”之说卒成气候，势难挽回；直至洪武（1368~1399）初年，李贤编撰《明一统志》，方肯承认其为“误称”，并改名“桂门关”，终为此百年公案做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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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以后，中国重心南迁，北方政治文化势力渗透强劲，岭南原生态的政治文化结构遂趋于解构。甚者，掌控话语权的汉族文人集团，在意识形态的促动下，通过改写岭南往史来完善帝国“大历史观”，概以文章笺注之学取缔南人口耳相传的传统记史范式。于是，流布后世的岭南史，其实就是“中原汉人版”的另类史——汉族政权南征下的“南蛮史”，而原本缺少文字记载支持的岭南古史，只能流落成今日学界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可怜由头！岭南奇关之命运，亦在所难免。

    二、“鬼门关”——贬官文化的一个符号

    唐宋时期，政府流贬官员南下两粤已成惯例。沈佺期（656~714）、杨炎（727~781）、李德裕（787~850）、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李纲（1083~1140）、赵鼎（1085~1147）……前后继起，比比皆是。这些名人南下过关之后，眼前所见不是毒瘴就是野蛮人，已与中原文化、礼乐之邦远隔千里；而他们个人的政治抱负、生命激情，在过关之后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暗淡无光、了无生气的境地。宋人刘敞（1019~1068）《送人之岭南》云：“君去炎方远，行行万里余。渐惊南瘴酷，益见北人疏。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秋风雁不到，何处俟归书。”渐南渐远，南流之谪实与作别生期无异。

    所以，这些贬官日积月累的流落心态，这批南下士大夫日重一日的凄怨之情，这些“文明人”无以复加的羞愧与恐慌，达及山川物象，发乎文章，就将岭南这一片由“野蛮人”居住的“鬼”地方，经由“桂门关”一声之转，集中浓缩在“鬼门关”这三个字内，得到了最快意的宣泄！独特的“贬官文化”滋育出新的时代概念和话语！鬼怪化的“桂门关”其实就是唐宋“南流史”的象征符号！元稹（779~831）《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并序》云：“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蠧，果重鸟先鵮。冰莹怀贪水，霜清顾痛岩。珠玑当尽掷，薏苡讵能谗。”用心良苦，实已为流南士人开出了一剂“驱鬼奇方”。

    此中，唐代诗人沈佺期、权臣杨炎因其文学和政治影响力，南流入桂，首开“鬼门”端绪。沈氏《入鬼门关》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杨氏《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渡鬼门关！”二人仕运、心境相侔，诗章前后继起，围绕所托取譬之物——鬼门关，迭唱盘旋，愈见精韵。两诗一出，北方士子竞相转引，流布中原，并成功渗入基层，辗转凝练成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自此，“鬼门关”这一经由北方失意士人造就的恶称，逐渐取代“桂门关”，既涵盖了岭南关口的“所指”，又升级成为中国古代“南流史”上的标识物。
    再次，曾任职“容管”的史学家杜佑（735~812）著《通典》沿用之，讹称始窜入典章沿革。五代刘昫（887~946）《旧唐书》详载之，更将恶名刊诸正史。北宋时期，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又收其入地理志书，曾公亮（999~1078）《武经总要》，亦录其名入兵书。“鬼门”之说，风行天下，无处无之！

    值得提及的是，近年颇多学人常引入“贬官文化”研治岭南史，成果较多，毋庸赘引。但是，将开发岭南、拓展边疆之功，全系于贬官，这无疑仍然是先入为主、不见土著民众的“汉人史观”作怪的产物。苏轼南窜之日，举凡亲友故旧，避之犹恐不及；入南后，广西察访使董必“媚时宰，欲遣人害之”，而属官彭子民多方庇护，率土人以礼相待，驱寒问暖。比及海南，苏氏心境顿成开明，豪迈之气，更上层楼。此中转折之枢机，皆莫过于土著文化之疗效。既然如此，今日研究“南流史”的思路为何不颠倒过来，去探究岭南文化的历史功能呢？为何不透过“鬼门”去审读诸多过客“作怪”的心态和受传染的“文化病”呢？至元三年（1337）广西廉访副使伯笃鲁丁《过鬼门关》云：“雷阳任满郁林还，过了千山及万山。但愿人心平似水，不须惆怅鬼门关！”去了心病，何鬼之有！其诗格之高，实出众多谪官之上。


作者：杨天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