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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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富鑫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而贞观三年，北流已在城东近郊建学宫，这是北流有公办教育之始（所谓学宫，亦即祭孔之所兼作学校），北流从此文气渐开，人文蔚起。至宋绍圣元年（1094），北流士人洗积中、坦中庸中了进士，这很可说明此时北流的文化水平与中原先进省份的差距已逐渐缩小。绍兴中，广南西路安抚司机宜吴元美，为奸相秦桧构害，编管容州（辖北流、容县等地），容州士子慕元美文名，“登门从学者甚众。元美游勾漏（北流风景名胜），流连兼旬，作《宝圭十洞记》，未几卒，容人干1132年建勾漏书院于学傍祀之。勾漏书院与柳州的驾鹤书院遂为广西最早的两间书院。宋后北流各地纷纷建义学和书院，至有清一代，书院大盛，就中以铜阳书院最为有名

北流铜石岭是我国古代的铜矿冶铸基地，亦为著名的北流型铜鼓产地，因之，唐武德四年在北流置铜州。铜阳书院位于铜石岭之南，故名。书院建于清康熙四十年，它之所以有名．是因它为北流培养了一批进士和举人，其中不乏可圈可点者。如阙邦觐17岁为秀才，18岁中举，19岁登进士，入翰林，被称为“勾漏神童”；南门李的一门四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附城夏的同胞三举人；珠砂李的
叔侄进士……正是这些名儒硕学铸就了乾嘉道年间铜阳书院的辉煌。
唐代以后，中原移民陆续南来，落籍北流者，“初淅沥以满潇飒，忽奔腾而澎湃”。他们之中不少是来广西或北流做官的文武大员或小员，他们任满后纷纷落籍北流。这些仕宦之家，有着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为北流带来了文明，其家庭也逐渐发展为北流的名门望族。有清一代北流的进士、举人，全都是历代中原及闽浙赣粤移民的后代。如大宋广西提刑按察使河南人梁遗，解任后侨寓北流，慕勾漏名胜，最终定居北流。梁遗（《粤西诗载》收有他的诗）遂成为北流望族“东平梁”的来祖，这个家族于乾嘉道间出了不少科场上的得意者。其它望族如“南门李”、“珠砂李”、“萝村陈”、“山围冯”……亦复如是。乾嘉以后，这些家族的举人、进士累见迭出，其早年多进学于铜阳书院。该书院对推动北流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品位的提高，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值得圈点的是，这些仕宦于台阁的举人、进士们，解组或致仕回乡后，多来到铜阳掌教；也有不恋栈官位，辞职来铜阳以育人为乐的鸿儒。这些人中不乏名扬于桂东南和粤西的名师，正是他们薪火相传，保证了铜阳书院代代都有着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也就保证了铜阳人才辈出。
清代康乾以后，北流经济不断发展，粤商大量涌入，并且执北流商业的牛耳，北流遂有“小佛山”之称。这些粤商不仅带来了粤人较为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热衷科举，望子成龙。这里举附城夏家为例，以见一斑。夏友亮（夏老五）原藉广东南海，以贸易起家，他自已文化水平不高，但鼓励子弟向学，“居常每令子侄诵古人书，听之终夜不倦”，他的三个儿子之松、之瑚、之琳都成了举人。之松中举后，只做了一年官，便回铜阳执教八载，“春秋闱获隽之士，多出其门”；他的诗也写得好，清广西巡抚梁章钜择其优者刊入《三管英灵集》行世。“夏氏兄弟商议以尝产设学租，使子孙贫不辍学；凡邑中书院等处公款，皆其鼎力清厘编给，膏火至令赖之。”——像夏老五这样重视教育的商家和历代落籍北流的仕宦世家，不在少数，他们是铜阳书院的最大支持者和受益者。
铜阳书院的经费来源多为各村乡租产，也有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置的田租，如附城人黎世典就曾捐置田租60石入书院（他的儿子黎玉章、孙黎学箕俱拔贡，曾孙黎兆瀛中举人，玉章妻博白籍闺秀朱玉仙是清代杰出女诗人，被论者喻为“广西的李清照”，其诗集《画诗楼稿》早巳付梓传世，今又附于国学家陈柱编纂，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粤西十四家诗钞校评》）。邑人麦名扬也一次捐田租60石。这些热心人士的捐助，是作为铜阳学子的奖学金和赴乡试、会试的车旅食宿费和它项的补助，使士子减少后顾之忧。一厢乡进士罗爌（在京任职，看到“京都旧虽有会馆，每逢大比，公车云集，难于安处，复倡建浔梧鬱三郡会馆于顺治门外海化寺街，嗣是三郡贡举仕宦之到都者若宾至如归焉。”总的来说，社会关注，后勤保障有力，是铜阳书院历久不衰，人才辈出的基本保证。
有清一代北流共出了文进士24人，文举人99人。这些科场上的优胜者，大多为铜阳学子。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万千学子挤在科举那条独木桥上，原不足为怪，也无可厚非，因为那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铜阳书院的光辉，折射了清代北流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研究一下它那不无价值的办学经验，决不是多余的，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铜阳书院的旧址，现在成了北流市博物馆，入馆瞻仰，当日铜阳的规模轮廓依稀可辨，令人感慨万千。馆边的西河上，寄寓着望子成龙厚望的登龙桥还在，桥亭碧瓦红墙，端庄古朴，登龙，登龙，涛声依旧！